秦志强
1964级初中法文班。
原任：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副总裁（已退休）
现任：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本文于2016年12月1日在《南京日报》刊登，并获“2016年度江苏省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
1964年9月的第一天，那是一个阳光洒满大地的初秋之日，我背着书包和行李走进了位于北京东路30号威尼斯欢乐娱人城3328的大门。当时，胸前飘着红领巾、稚气未退的我，举目四处环视着这所陌生的校园，想了些什么，现在已没有记忆。不过，令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是，就在这所校园之中，我竟会与老校长陈凤箫结下了长达五十多年、整整半个世纪的不解情缘。
在外校，陈校长第一次走进我的记忆中，是1965年学校举办的“六·一”营火晚会。
那天晚上，学校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父亲请来参加晚会并作革命传统报告。记得，那天的晚会是在紧靠校门的中操场举行的。操场南侧摆放着两张课桌，算是主席台吧，父亲坐在中间，右手是陈校长，左边则是在我们班任教的瑞士籍老师霍尔曼。夜幕降临，当操场正中燃起熊熊篝火的时候，父亲在陈校长的陪同下，举起点燃着的火把对着迎上前来的学生代表梅江中和全场师生高声说：“让这熊熊的烈火把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统统烧光！”
那一天，作为学生，我头一回真真切切远距离地认识了自己的校长。从此，这一天珍藏在了我的记忆中，也同时留在了陈校长的脑海里。
我和陈校长真正有着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的接触，已经是一年以后那个“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了。那是一段时至今日回想起来都令我心绪复杂、甚至讲述不清的年代。
从小受着革命理想和传统教育熏陶成长起来的我，曾经多少回，为没能亲眼目睹大革命的时代风云、没能亲自追随毛主席行进在茫茫雪山草地征程路上、没能亲手挥舞钢刀向万恶的鬼子头上砍去而深深地遗憾和懊恼。所以，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豪情四溢的歌声在耳畔唱响的时候，我猛然感觉到，父辈们曾经拥有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再次向我们走来，召唤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满怀着一种莫名的激奋和热情全身心地扑进了那个沸腾的年代。
学校的“文革”运动在经过一个阶段的起伏波折后，矛头渐渐集聚到了陈校长身上。一时间，向老校长发起攻击，开展批判斗争，似乎已经成为当时鉴别学校中各个组织、每个人革命身份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一种对阶级敌人的仇视，参与到了对这位当时在学校中已经完全孤立无助的中年知识女性的斗争之中。怒目而视、高声喝斥、无情批斗，甚至有一次，老校长佩戴多年的眼镜也被我摔在了地上……
那是在学校期间，我与陈校长接触最多、距离最近的一个时期，一个梦魇一样的年代。
后来，我离开学校，走进了军营。“史无前例”岁月中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渐渐离我远去。
再后来，我来到了河南信阳大别山脚下一个名叫鹭鸶湾的小山冲。就在那片红色热土地上的军营里，就在一个幽兰飘香杜鹃花盛开的初夏时节，我的脑海中不知怎的，突然闪现出了风雨中陈校长那纤弱的身影，原本已经淡淡逝去的“文革”往事也一幕幕涌现。随之而来的，是一团烈焰在心中久久地燃烧。烈焰过后，我发觉自己的内心之中站立着一个始终在弯腰鞠躬的我，面前正对着的，是老校长陈凤箫。
之后，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每逢想起这些，心头就会涌起一阵阵沉重的负罪感！
1993年，学校举行建校30周年校庆。校庆仪式结束后，我陪同几位老师、同学请陈校长吃饭。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次见到陈校长。席间，已经担任部队团政委的我，端着酒杯恭恭敬敬地站立桌前，就“文革”中的往事向陈校长致歉。听了我一席话后，陈校长放下手中的竹筷，慢声细语地对我说：“这些事啊，我都忘记了。你别放在心上”。顷刻间，原本负重深沉的心里恍然有了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感，我在心中宽慰着自己：是啦，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毕竟，老校长都已经忘记了。
可是，即便如此，在过后的日子里，常常，心中仍隐隐不时有着不安……
2003年腊月时节，学校举行建校40周年校庆。校庆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和几位老师同学前往位于中山陵一侧的干部疗养院看望陈校长。此时，老校长因为身体及生活原因，已经长期居住在疗养院了。
当我们走进疗养院107室陈校长的居所时，老校长正端坐在两张床铺之间的木椅中，一缕冬日里难得一见的阳光轻轻铺洒在身上，前来探望的师生们一个个走上前去与陈校长握手问候，一时间，屋子里充满了阳光和欢声笑语。
我因为拍摄录像，最后一个来到陈校长身边。谁知，就在我准备弯下腰上前握手的时候，陈校长猛然一撑座椅扶手站立起来，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我，四目对视，却什么话也没说，就这么相互看着，默默地相互看着！就在四周的人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欢笑声顿然凝结的时候，泪水几乎同时从眼眶中滴落下来。一旁的徐漪波老师见势忙转移话题说：“陈校长，你还记得秦志强的父亲吧，他身体可好啦，90多岁了，还天天洗冷水澡。”只听见陈校长仍然是慢声细语地回答：“我怎么不记得呢，那年，他爸爸还到我们学校作过报告呢。”
猛然间，似雷劈一般，一道电光在心中掠过！原来，陈校长什么也没有忘记呀！
后来，我曾几次和老校长谈起往事，谈起自己的内疚。每次，老人都用着一种近乎母亲般的口吻对我说，那个时候，你们年龄小，都还是孩子呀，我怎么能够责怪你们呢？
一席话，令我感慨和感动不已！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从今往后，要用对待母亲一样的情怀去对待这位一生坎坷却又心地慈善的老人。
也就是从那以后，我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抽空去看望陈校长，每年春节都要去给老人拜年，13年来从没间断过。
由于长期居住在疗养院，与外界接触少了，这使得陈校长对往日学生的探望格外在意和开心。有的时候，一见面，她竟会“责怪”似地说，“你有好一阵子没来了”，“再不来，我就要打电话找你啦”。听了这句话，我偶尔也会调皮地“回”她一句：“我上个月刚来过呀？”每逢这个时候，原本声调就不高的老校长，竟像是做错了题的学生似的，声音一下子低了下去：“是嘛，我怎么觉得有好长时间呢？”
记得有一次，我没有电话预约就去看她，刚走进疗养院7号楼的走廊，就被推门出来的小熊（照料陈校长的阿姨）撞见，她立即转身欣喜地冲着屋里欢叫着：“陈校长，秦志强来看你啦。”那个情景，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在让我心生暖意、令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心痛。
一天下午，我去看望陈校长。她正好午睡后准备起床，可照料生活的小熊临时离开。见老校长行动有些不便，我就提出帮她穿袜子。就在我展开袜子时，陈校长突然冷不丁地问了句：“你为你母亲穿过袜子吗？”“穿过，那是妈妈病重的时候。”听完我的话后，陈校长什么也不说了，伸出两脚，歪着头笑眯眯地看着我，任凭我帮着她把那两只袜子穿上。
每逢新年，得知我要去看望，陈校长总是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带什么东西来，你来看我，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况，我就很满意了”。话是这么说，可她却常常在我来之前就张罗着，把女儿从国外带来的巧克力、糕点，早早地装进包里为我准备着。
渐渐地，对老校长的这段感情，就连我的老父亲也察觉了。去年春节，父亲招呼我说：“走，陪我看看你们校长去，给她拜个年。”从1965年学校的“六·一”营火晚会算起，两位老人已整整半个世纪没有见过面了。在疗养院的走道中，当103岁的老父亲与92岁的老校长再次相见，热情拥抱的时候，在场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些年来，每次见面，老校长对我的要求总是“快给我讲讲外面的情况吧。”结果，到了后来，每逢准备去探望陈校长前，我都要事前“备课”，把近一个时期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以及自己出国出差时的经历见闻等等，一条条梳理出来，以便和这位始终在关注、在思考的老人共同拉近与外界的距离。好几次，陈校长听完“外面的情况”后，都会打趣地对我说：“过去，我是你的校长，现在，你倒成了我的老师啦。”
陈校长是一位知识女性，一生勤于学习，求知不倦。但她的视力却因各种原因大大减退，以致后来已经到了无法读书阅报看电视的程度。这是她晚年生活中最为苦恼的一件事。
在疗养院，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就经常来到她的居室，为她读书读报。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体力的逐步衰减，疗养院老同志们的这种互助服务也在逐渐减少，无法满足陈校长的需求了。
我是大约在三年前得知这一情况的，从此，我开始担当起老校长读书员的角色。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大约平均一月一次。
陈校长订购了一份杂志，叫《炎黄春秋》，这是一本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每次，我人一到，阿姨小熊就会立刻为我倒上一杯茶水，并顺手递上当月新出版的《炎黄春秋》。照例，我先把“外面的情况”介绍一遍，然后再朗读由陈校长挑选出来的文章。
陈校长很希望有人能为她经常朗读文章，却又怕耽搁我的时间。所以，几乎每次为她挑选好文章准备朗读前，总会忍不住轻声地问：“这篇不会太长吧？”而每当我读文时，陈校长也总是听得十分认真，几乎从不插嘴，但一遍念完后，不论文章长短，她基本全都能记住。坦率地讲，这本刊物中的一些文章，我并不太喜欢。有时，读着读着，就会忍不住停顿下来，用自己的想法点评一下。每逢至此，陈校长仍然是认真地听我说，偶尔和我讨论一下……
年复一年的交往，昔日学生与校长之间的那种师生关系，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每次看望老校长，为她读完书后离去的时候，陈校长总是坚持要站起身来送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的衰退，开始，一直送到走廊尽头的大厅，后来，改为送到住室的门口，再后来，只能站立原地挥手送别了。只是，不论以什么方式送别，只要我的身影不离视线，陈校长是绝对不会转身，绝对不会坐下的。每到这个时候，她最多的动作就是用两只手久久地握着我的双手，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是个好孩子。”有时，我会调皮地回她一句：“陈校长，我不是个好孩子。”但老人听后，总会正色地纠正说：“不，你是个好孩子！”“我们外语学校的同学们都是好孩子！”
今年5月，我照例前去看望陈校长。一进门，老人便急切地对我说，“你怎么才来呀？再不来，我就要找你啦。”原来，陈校长根据身边一些老同志的建议，对自己的身后事及家庭财产处理，拟写了一份遗嘱。为了证实这份遗嘱是在自己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完成的，是个人真实意愿的表达，陈校长希望我能够作她遗嘱的见证人。
就在提起笔郑重写下自己姓名的那一瞬间，我在信任与责任之外，隐隐地感觉到了一阵暖暖的亲情……
国庆节临近了。9月29日下午，我再次去看望陈校长。照例先为她讲述了一下“外面的情况”后，读了一篇《炎黄春秋》的文章。不知是冥冥之间的预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临别时，老人仍像往常一样站立起来，久久地握着我的双手，但却一字一句说出了让我震惊、意外，令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话：“我身边的人不多啦，你这辈子都不要离开我，好吗？”我点点头，下意识地回答：“陈校长，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怎么也没想到，陈校长竟会对我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敬爱的老校长与我的诀别话语。
就在我去看望陈校长的第二天，9月30日，老人因病突发，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间，曾多次传出病情好转的讯息。但谁也未曾料想到，就在大家准备迎接老校长转出重症监护室的时刻，那颗已经跳动了93年的心脏却骤然停顿。
陈校长：整整一个月了。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为您祈祷，祝愿您在一个没有喧闹的世界中开始您新的宁静的生活。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也会来到您的那个宁静的世界的，到那时，我们就再也不用说“再见”了，我会一直陪伴着您，为您读书，给您讲“外面”的事情，做一个您真正的好孩子……
2016年11月24日于南京